2025-11-26 新闻动态 155
参考来源：《功德林战犯改造纪实》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等相关历史资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，请理性阅读
1975年3月19日，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1号的战犯管理所内，又一次响起了特赦通知的宣读声。
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七次特赦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按照决定，所有在押战犯将全部获得释放。
监区里的气氛异常热烈，有人激动得整夜未眠，有人开始收拾多年积攒的物品，还有人已经在盘算着出狱后的生活安排。
在这群即将重获自由的战犯中，有一个特殊的存在。他在这里待了整整26年，从1949年8月进来时的47岁，到现在已经73岁了。
这漫长的26年里，他几乎从未在任何场合引起过注意，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，安静得让人忽略。
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都是高级将领，这里曾经"将星云集"。从1949年到1960年，先后有100多名被俘的高级将领被送到这里接受改造。
其中不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也有在政坛上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可在这些名字响亮的战犯中，这个人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透明的存在状态。
26年的时光，足以让一个中年人变成老人，足以让一个充满血气的将军变得平和沉稳。这个人在功德林的每一天都过得小心翼翼，从不越雷池半步，也从不主动争取什么。
他的改造记录上永远是那几句简单的评语，他的日常生活永远是按部就班，他的存在感永远是那么微弱。
可就是这样一个在功德林低调了26年的人，在获得特赦后做出的选择，却让所有人始料未及。
他不像大多数战犯那样选择留在大陆，接受政府的安置和帮助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他提出了一个坚定的请求，这个请求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格外特殊。
当大陆方面批准了他的申请，安排他前往香港作为中转，准备与台湾方面接洽时，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。
1975年4月5日，台北传来重大消息，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整个海峡两岸，也直接影响到了这个老人的命运。
而台湾方面对于他回归请求的答复，更是出人意料。在香港等待的日子里，这个老人经历了从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的心路历程。26年的等待和忍耐，最终换来的却是一个冰冷的回应...
【一】功德林：一座特殊的监狱
北京德胜门外，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群。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，这里被选定创设"京师习艺所"，成为中国第一个劳动改造机关。
民国二年改为"宛平监狱"，民国三年更名为"京师第二监狱"。这座监狱占地近百亩，采用双扇面、十字形和丁字形式建造，共有16座监房、359间房间，能容纳上千人。
1949年10月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这座监狱移交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管辖，改名为"北京战犯管理所"，俗称"功德林监狱"或"功德林一号"。
这16栋监房围绕着一幢几十米高的八角楼而建，实际上是一个十六面亭，每面都对着一栋监房。监狱周围有一道高高的带电网的围墙，四个角落均有角楼，昼夜都有持枪警卫值守。
功德林关押的战犯规格之高、人数之多，在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中最为突出。
1955年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、公安部联合下发指示，要求将羁押在全国各地的战犯集中起来，统一移交公安机关管理。1956年1月，这项工作完成，大批战犯被集中到了功德林。
这里关押的战犯，限定为军队将级以上军官，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。王陵基是其中军衔最高的，他曾任江西省主席、四川省主席、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长官。
其他知名的战犯包括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、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宋希濂、天津警备总司令陈长捷、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、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、东北"剿总"副总司令范汉杰等。
淮海战役被俘级别最高的徐州"剿总"副总司令杜聿明，也在功德林接受改造。
起初他被单独关押，后来随着其他战犯陆续到来，也搬进了集体宿舍。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对抗的将领们，如今成了同一个监狱里的"同学"。
功德林的改造方针是"不审不判、不歧视人格、集中改造"。战犯们在这里的生活，与外界想象的监狱生活截然不同。
他们享有医疗服务、读书看报的权利，有时会被安排进行劳动工作,有时也会进行学习。
这里有厕所、浴室、图书室和放风庭院，战犯们可以在花园庭院打太极、做操，也可以下围棋、打扑克牌、乒乓球。逢节日，还可以表演自编自导的节目。
程潜、傅作义、陈明仁等起义将领也曾先后来功德林看望当年的老乡、老友、老同学，与他们畅谈国家的发展与变化。这些来访让功德林中的许多战犯对新中国有了新的认识。
从1959年开始，政府开始对改造表现良好的战犯实行特赦。1959年12月4日，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，杜聿明、王耀武、宋希濂、杨伯涛、郑庭笈、邱行湘等10人获得特赦。
此后，1960年、1961年、1963年、1964年、1966年又陆续进行了五次特赦。
到了1975年，功德林还剩下最后一批战犯。这些人有的是罪行较重的,有的是改造表现不够积极的。
第12兵团司令黄维就是典型代表，他思想顽固不化，自恃清高，态度傲慢，一直消极对抗思想改造，直到这最后一批才被特赦。
在这最后一批等待特赦的战犯中，有一个人的经历格外特殊。
他不像黄维那样顽固对抗，也不像杜聿明、王耀武那样积极改造。他选择的是一条中庸之道，一条让自己尽可能不被注意的道路。
【二】两次成为"活烈士"的传奇经历
这个人出生于1902年，河北赵县人，农民家庭出身。
1923年起在陆军第二十五师九十九团担任司务长，1927年1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训练班，同年10月转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研究班。因为在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训练班毕业，他被视为嫡系出身。
1928年1月，他进入中央军校军官团，历任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已经是第一九〇师一一一一团的上校团长。
1938年7月，他随部队参加了武汉会战。在高陇陈村的战斗中，他率领所部与友军一个团协同坚守阵地，从7月22日开始阻击日军三昼夜，成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。
这次战斗让第一九〇师被命名为"忠勇"师，他本人也获得了嘉奖。这次战功成为他军旅生涯中的高光时刻。
1939年12月，他升任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师副师长。1941年1月，那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发生时，他作为第四十师副师长，辅佐师长方日英，在三溪镇指挥所部阻击新四军的突围部队。
这场战斗造成了严重后果，新四军损失惨重，军长叶挺等多名指战员被俘。这次战斗让他受到了嘉奖，但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。
1944年1月，他迎来了新的上司黄百韬。黄百韬是杂牌军出身，原本担心这些黄埔嫡系将领不好管理。可他却不歧视黄百韬，在黄百韬的领导下恪尽职守，逢战必先,很得黄百韬的赏识。
当黄百韬升任第7兵团司令官时，就把第二十五军军长的位子交给了他。1948年9月，他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可接任军长之后，第二十五军就开始连遭厄运。1948年11月，淮海战役进入关键阶段。黄百韬率领的第7兵团在碾庄一带与解放军展开激战。
战况异常惨烈，兵团各部队节节败退。11月22日，第7兵团在碾庄全军覆灭，第二十五军也不能幸免。
黄百韬选择了自尽殉国。可这位军长想到了自己在1941年1月那场事件中的经历，他不会选择起义，更不愿意成为解放军的俘虏。他决定化装逃回国统区。
作为农民家庭出身的将军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伪装条件。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在田里插秧，手上腿上的老茧不少，长得也像个农民。
他脱下军装，换上农民的粗布衣服，只带了一小袋干粮和一杆大烟枪，操着河北口音，混在难民队伍中一路南下。
解放军虽然对漏网的将领盘查严密，却没能识破这个看起来土里土气的"老农民"。他就这样成功突围，回到了家中。
可推开家门时，他看到的景象让他终生难忘——家里竟然摆着他的灵堂，还有人正在守灵。
原来，家人从报纸上看到第7兵团有个叫"陈章"的军长阵亡了，误以为是报纸漏写了一个字，以为他已经战死，便为他办起了后事。这是他第一次成为"活烈士"。
回到部队后，上级对他成功逃脱的经历大加赞赏，认为他对党国忠诚，而且成功在解放军的严密盘查下逃回来十分勇敢，不仅没有追究他兵败的责任，反而给他权力重新组建第二十五军并掌握军权。
1949年初，他率领重组的第二十五军继续与解放军作战。可惜这支重建的部队战斗力有限，很快又在解放军的攻势下溃败。
这一次，他没能像上次那样幸运地逃脱。8月，在福建永春，他被解放军认出身份并俘获。
而此时，他的妻子和儿子已经随部队撤退到了台湾。由于通信中断，加上之前淮海战役后曾传出他阵亡的消息，台湾方面以为他这次真的战死了，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为他立了牌位。这是他第二次成为"活烈士"。
一个人活着，却两次被当作烈士祭奠，这样的经历在整个战争史上都极为罕见。这两次"活烈士"的经历，也深刻影响了他此后在功德林的表现和选择。
【三】26年的低调与等待
1949年8月，这位两次成为"活烈士"的将军被押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那一年，他47岁。
进入功德林后，他的心情十分复杂。作为一名曾在1941年1月那场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将领，他深知自己的罪行不轻。
他担心会因为那次事件受到严厉的清算，甚至可能面临审判和处决。这种恐惧让他在功德林的日子里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小心。
他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策略——让自己变得透明。
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铃响起，他总是第一时间起床，默默地叠好被子，洗漱完毕后就坐在床边等待集合。
吃饭时，他端着碗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，埋头吃饭，从不多说话。学习讨论会上，别人争论得热火朝天，他只是低头记笔记，偶尔抬头看一眼，又立刻低下去。
如果被点名发言，他总是说一些正确但没有个人色彩的话，就像背书一样。
劳动改造时，他干活不快不慢，既不偷懒也不出风头。分配什么活就干什么活，种菜、打扫卫生、搬运物资，从不讨价还价，也从不抱怨。
管教干部在他的改造记录上年年都写着差不多的评语："改造态度端正，服从管理，从无违规行为。"
这样的评语看似正面，实际上却暴露了一个问题——太平庸了。没有亮点，也没有问题，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。
在功德林，战犯们大致分为几种类型。杜聿明、王耀武、宋希濂等人属于积极改造型，他们真心认罪悔过，积极参与学习和劳动，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。
这些人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时就获得了自由。黄维、文强等人属于顽固对抗型，他们拒绝认罪，消极对抗改造，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。
还有一些人属于随大流型，别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
而这位第二十五军前军长，选择的是第四种类型——隐身型。他既不积极表现，也不消极对抗，而是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存在感，让别人注意不到他。
26年的时光就这样悄然流逝。从1949年到1975年，他在功德林度过了整整26个春秋。
这期间，他见证了六次特赦，看着一批又一批战犯获得自由，离开功德林开始新的生活。可他始终没有被选入特赦名单。
不是因为他表现不好，而是因为他太"平庸"了。积极改造的人容易被选中，因为他们表现出了真正的转变。
顽固对抗的人虽然等得久，但至少还有存在感。可像他这样既不突出也不落后的人，反而容易被忽略。
在功德林的日子里，他与其他战犯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不是刻意疏远，而是保持一种礼貌但不亲密的关系。
26年里，他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建立深厚的友谊。在沈醉后来撰写的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，多次提到他的名字，但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。
有一次，他因为小肠疝气发作，劳动时突然捂着下身痛苦地喊道肠子出来了。沈醉吓得跑去告诉护士长，护士长却笑着说这只是小肠下坠到肾囊里，休息一下就好。
这件事后来成了功德林的笑谈，连年长的战犯也会开玩笑说"我的肠子又出来了"。这大概是他在功德林26年里为数不多的"出名"时刻。
但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。1955年，功德林放映了一部新闻纪录片，里面有台湾的画面。大多数战犯看得漫不经心，有的甚至在打瞌睡。
可他却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，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特殊的光芒。这个细节被坐在他旁边的人捕捉到了。
还有一个细节。每年过年的时候，他总会独自流泪。沈醉在回忆录中写道："狱中思家常有泪，此人每到过年总得哭几场，年年如此。"
这个铁骨铮铮的将军，在功德林的26年里，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始终是对家人的思念。
他的妻子和儿子在台湾，这26年来音讯全无。他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，不知道儿子长成了什么样子，不知道妻子是否还在等他。
这份思念，是他在功德林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。他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活着，一定要等到能与家人团聚的那一天。
为了这个目标，他选择了最保险的策略——低调做人，不惹麻烦，安全地等待。他相信，只要能活着等到特赦的那一天，就一定能回到台湾，与家人团聚。
26年的等待，26年的隐忍，26年的小心翼翼，都是为了这一天。
1975年3月1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向在押战犯发出特赦释放通知书。这一次，所有剩余的战犯全部获得特赦，无一例外。
当管教干部宣读特赦决定时，整个监区沸腾了。那些等待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战犯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
有人喜极而泣，有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,有人立刻开始收拾行李。连一直顽固不化的黄维，听到特赦通知后也露出了复杂的表情。
而那位在功德林低调了26年的前第二十五军军长，此刻的心情却格外平静。
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激动，只是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物品。26年的等待，终于到了尽头。接下来，就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
按照政策，获得特赦的战犯可以选择留在大陆工作生活，政府会提供工作安置和生活保障。也可以选择去香港或其他地方。
大多数战犯选择了留在大陆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，他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，有的还在功德林里结识了新朋友。
可这位73岁的老人，却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一个请求。当工作人员听到他的请求时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表示需要向上级请示。
几天后，大陆方面批准了他的申请,并安排他前往香港，通过香港与台湾方面接洽。
1975年春天，这位老人带着一件简单的行李，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程。在火车上，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，内心充满了期待。
26年了，他终于要见到妻子和儿子了。虽然已经73岁，但想到即将与家人团聚，他觉得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。
抵达香港后，他住进了安排好的住所，开始等待台湾方面的回复。每天，他都会询问有没有消息。工作人员告诉他要耐心等待，台湾方面需要时间处理这些申请。
4月5日，一个重大消息从台北传来。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海峡两岸，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命运。此时，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，许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。
他在香港继续等待,一天，两天，一周，两周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台湾方面却迟迟没有明确答复。他开始感到不安，但还是告诉自己要耐心，毕竟那边也需要时间处理各种事务。
终于，在等待了几个月后，台湾方面的正式回复通过有关渠道传到了香港。
当工作人员把这个答复转告给他时，这位在功德林低调了26年、在战场上身经百战的老将军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........
【四】被拒之门外的陈士章
台湾方面的回复只有两个字：拒绝。
陈士章——这就是这位在功德林低调了26年的战犯的名字。当他听到这个答复时,整个人愣在了原地,良久说不出话来。
他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台湾会拒绝他。他曾经是黄埔五期毕业生，属于嫡系出身。
1941年1月，他作为第四十师副师长参与了皖南事变，在三溪镇率部围攻新四军，这次战斗让他获得了嘉奖。
1948年淮海战役中，他在碾庄突围成功，化装成农民逃回了国统区,展现了对党国的忠诚。虽然后来在福建被俘，但那不是他投降，而是被抓获的。
按照陈士章的理解，凭借这些"功劳"，台湾方面应该欢迎他回去才对。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拒绝的理由其实并不复杂。1975年4月5日，蒋介石在台北去世，蒋经国开始全面接手台湾的各项事务。
在这个特殊时期，台湾当局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，对于从大陆返回的人员审查格外严格。
在台湾当局看来，陈士章已经在大陆关押了26年，还接受了长期的"改造"。无论他当初多么忠诚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，思想必然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况且，从功德林的记录来看，陈士章既不是坚决抵抗的"硬骨头"，也不是积极配合后来揭发检举的"变节者"，而是一个表现平庸的中间派。这样的人回到台湾，能有什么用处？
更重要的是，陈士章已经73岁了，身体也不如从前。台湾当局需要的是有价值的情报人员或者有影响力的人物,而不是一个年迈的、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老兵。
对于台湾方面来说，与其接收这些从大陆返回的战犯，还不如让他们继续留在那边。毕竟，这些人的思想已经不可靠了，接回来反而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。
陈士章在香港的住所里，整整几天没有说话。他坐在窗边，望着对面的高楼，内心充满了失落和困惑。26年的等待，26年的忍耐，到头来竟然是这样的结果。
他在功德林小心翼翼地生活，就是为了能活着等到与家人团聚的一天。可现在，台湾拒绝了他，家人就在对岸，却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。
那段时间，陈士章的情绪非常低落。他不明白，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如果当年选择积极改造，也许能更早获得特赦，但台湾也许会认为他"变节"了。
如果当年选择顽固对抗，也许台湾会认为他"立场坚定"，但他可能等不到特赦的这一天。他选择了中庸之道，结果两边都不讨好。
工作人员看到陈士章的状态，也感到很为难。他们理解这位老人的心情，毕竟26年没见家人了，谁都会想念。可台湾方面既然拒绝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
就在陈士章陷入绝望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。有人通过某种渠道告诉他，他的妻子和儿子已经不在台湾了，他们早在几年前就移居美国洛杉矶了。
这个消息让陈士章既惊讶又欣慰。惊讶的是，他不知道家人什么时候去了美国；欣慰的是，至少家人还活着，而且看起来过得不错。虽然台湾拒绝了他，但他还可以去美国找家人。
陈士章立刻通过香港方面的帮助，设法联系上了在美国洛杉矶的儿子。
接到父亲的消息后，儿子也非常激动。26年了，父子俩终于有了联系。儿子当即表示，会尽快赶到香港,把父亲接到美国。
1975年夏天，陈士章的儿子从洛杉矶飞到香港。这对分别了26年的父子，在香港的机场重逢了。
儿子离开时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如今已经是快50岁的中年人了。而陈士章则从47岁的中年将军，变成了73岁的白发老人。
父子俩见面的场景，没有电影里那样的抱头痛哭,只是静静地对望了很久。26年的分离，太多的话想说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办完相关手续后，陈士章跟随儿子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。当飞机起飞，香港的景色渐渐变小消失在视野中时，陈士章心中百感交集。
他以为自己会去台湾，却被拒之门外；他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家人了，却峰回路转得以在美国团聚。人生的际遇，真是难以预料。
【五】在美国的新生活
1975年，陈士章抵达美国洛杉矶。这座阳光充足的城市，成为了他人生最后阶段的安身之所。
儿子在洛杉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生活条件还算不错。得知父亲获得特赦的消息后,他就开始准备接父亲来美国的事宜。虽然过程有些波折，但最终还是成功了。
陈士章到达洛杉矶后不久，妻子也从台湾赶到了美国。这对分别了26年的夫妻，在异国他乡重逢。
妻子离开时还是40多岁的中年妇女，如今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。两人见面时，都已经满头白发，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
刚到美国的日子，陈士章需要适应新的环境。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，虽然他年轻时学过一些英语，但多年不用早已生疏。好在儿子能够帮助他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。
洛杉矶的华人社区不小，陈士章偶尔也会遇到一些从台湾或大陆来的华人。
但他很少主动与人交往,保持着在功德林时养成的低调习惯。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从中国来的老人，并不了解他的过去。
生活安定下来后，陈士章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。
从1902年出生在河北赵县的农民家庭，到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，再到抗战时期的戎马生涯，解放战争中的兵败被俘，在功德林的26年改造，最后辗转来到美国，他的人生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时期。
他开始动笔写回忆录。这不仅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经历，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历史资料。在美国的日子里，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整理思绪，回忆那些已经远去的岁月。
陈士章写作时非常认真，力求客观真实。他写了《黄伯韬的起家与败亡》，详细记录了黄伯韬从一个杂牌军将领逐步崛起，最终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自尽的全过程。
在文章中，陈士章对黄伯韬的评价比较客观，既肯定了他的军事才能，也指出了他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。
他还写了《蒋军第四十师袭击新四军经过》，记录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。作为第四十师副师长，陈士章是这次事件的直接参与者。
他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战斗的过程、各部队的部署、以及新四军的反应。这篇文章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，成为研究皖南事变的重要参考文献。
《淮海战役第七兵团的毁灭》则记录了1948年11月第七兵团在碾庄全军覆没的经过。
陈士章详细描述了兵团各部队的战斗情况，黄伯韬的指挥决策，以及解放军的战术运用。文章中也记录了他自己如何化装成农民逃出包围圈的经过。
这些文章的写作过程，也是陈士章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全面回顾。他不回避自己曾经的经历，包括那些不光彩的部分。他只是客观地记录下来,让后人去评判。
在美国的日子里，陈士章的生活相对平静。每天早上，他会在住所附近散步，呼吸加州清新的空气。
天气好的时候，他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看着远处的棕榈树发呆。下午，他会伏案写作，整理自己的回忆录。晚上，一家人会一起吃饭，聊聊家常。
这样的生活对于陈士章来说，既陌生又珍贵。在功德林的26年里，他从未想过自己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。虽然被台湾拒之门外让他很失望，但至少能和家人团聚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
偶尔，陈士章也会想起功德林的日子。那26年虽然艰苦,但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他想起那些一起改造的战犯们，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杜聿明、王耀武他们应该在大陆过得不错吧，据说他们都担任了政协委员。黄维出狱后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还有那些他记不清名字的战犯们，大家在功德林相处了那么多年，如今各奔东西，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
【六】人生的最后时光
1976年，陈士章在美国度过了第一个完整的年头。这一年，他74岁了。
在美国的生活虽然安稳，但陈士章始终无法完全融入这个国家。语言障碍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文化差异。他这一代人，骨子里还是中国人，无论在哪里都改不了这一点。
洛杉矶的华人社区里，有不少来自台湾的移民，也有一些来自大陆的新移民。
陈士章很少参加华人社区的活动，他担心被人认出身份。虽然到了美国，但他还是保持着在功德林时养成的低调习惯。
儿子和儿媳对陈士章很孝顺，尽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。妻子也终于能和丈夫团聚，虽然两人都已经年老，但能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。一家人虽然生活简朴，但其乐融融。
陈士章继续写作他的回忆录。除了已经完成的几篇文章外，他还在写其他内容。
他写自己在抗战时期的经历，写在黄百韬手下任职的日子，写淮海战役的亲身见闻。这些文章虽然篇幅不长，但都是第一手资料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在写作过程中，陈士章尽量保持客观。他不刻意美化自己，也不故意丑化别人。
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、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。对于那些有争议的历史事件，他也尽量从多个角度去分析，而不是简单地下结论。
1980年代初，陈士章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。长期的戎马生涯和在功德林的艰苦岁月，给他的身体留下了许多暗伤。虽然在美国得到了较好的医疗照顾，但年龄毕竟不饶人。
陈士章患有小肠疝气，这是在功德林时就有的老毛病。在美国期间又发作过几次，好在医疗条件好，都得到了及时治疗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高血压、关节炎等老年病。
尽管身体不好，陈士章还是坚持完成他的回忆录。他觉得这是他晚年唯一能做的有意义的事情。这些文字记录不仅是他个人的历史，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。
1980年代中期，陈士章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。他不得不减少写作的时间，更多地在床上休息。儿子和妻子轮流照顾他，尽力让他的晚年过得舒适一些。
在病床上，陈士章常常回想起自己的一生。90年的人生，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。
从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，到黄埔军校的学生，再到将军，最后成为战犯，被关押26年，最终客死异乡。这样的人生轨迹，充满了戏剧性。
他想起了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战友们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活着。他想起了黄百韬，那个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上司，最终选择在碾庄自尽殉国。
他想起了那些在解放战争中阵亡的士兵们，他们都是普通人,只是服从命令去打仗，最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
他也想起了功德林的26年。那26年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岁月，每一天都在等待，每一天都在忍耐。
他成功地活了下来，成功地等到了特赦，却没能回到台湾。不过，能在美国和家人团聚,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
1992年春天，陈士章的病情突然恶化。医生尽了全力，但还是无法挽回。4月的一个夜晚，陈士章在家人的陪伴下，在洛杉矶安详地离开了人世，享年90岁。
陈士章去世后，儿子按照中国的传统为他办理了后事。虽然在异国他乡，但还是尽量按照家乡的习俗来进行。
陈士章的骨灰被安放在洛杉矶的一个华人公墓里，墓碑上刻着简单的文字：陈士章，1902-1992，河北赵县人。
陈士章的回忆录手稿被儿子妥善保存。后来，这些手稿被整理出版，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。《黄伯韬的起家与败亡》《蒋军第四十师袭击新四军经过》《淮海战役第七兵团的毁灭》等文章，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陈士章的一生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他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90年，从晚清的最后几年，到民国的建立和混乱，再到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最后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战犯被改造，晚年客居美国。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，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中国人的命运。
作为一个军人，陈士章在战场上履行了军人的职责。作为一个战犯，他在功德林接受了26年的改造。
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，他在晚年终于与家人团聚。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者，他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录。
陈士章去世时，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太多人注意到这个消息。他就像当年在功德林一样，安静地来，又安静地走。
只有少数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，通过他留下的回忆录，知道了这个人的存在和他的故事。
陈士章在功德林的26年，选择了最低调的生存方式。他以为这样可以安全地等到与家人团聚的一天，结果却被台湾拒之门外，辗转来到美国。
他的人生经历，充满了意外和无奈，但也体现了一种求生的智慧和对家人的执着。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像陈士章这样的人还有很多。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随波逐流，既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,也无法改变时代的走向。
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出选择，然后承受这些选择带来的后果。
